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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外销彩瓷的前生今世

 2014-12-15 11:14:44 浏览量:5

 

  陶瓷茶具网:“广彩”,亦即广州彩瓷的简称,是釉上彩的古彩瓷品种之一,约诞生于康熙中期的17世纪末,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是为外销需求而产生的一个彩瓷品类。12月12日在省博开办的展览就是为了大规模展示这一艺术珍宝。

  广彩华丽高贵、金碧辉煌、色彩丰富饱满的炫目纹饰,契合了当时欧洲宫廷兴起的洛可可艺术的浮华奢丽之风,在18、19世纪风靡欧洲,成为皇宫贵族的追捧珍品,对中西文化交流有过无可取代的极大的贡献。在中国陶瓷史上,还大量珍藏于欧美宫廷和博物馆中。

  它曾经风靡世界,到如今历尽沧桑,成为世界独特的艺术珍宝时,广彩的许多独门绝技已不复再见。在省博举办大型广彩作品展、全国广彩作品研讨会之时,我们邀请广州艺术史研究专家,为广州城梳理这条文化历史的脉络——

  欧土重华瓷 ,珐琅彩料和配制技术,康熙年间自欧洲传入广州,被要求使用在彩瓷上,由此创造了广彩独特的自有颜料,逐利的商人从景德镇买来白素胎,借胎加彩,大量订单涌来广彩作坊……

  源起——

  1

  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重开海禁后,广州成了唯一的官府外贸港口,第二年,设立了由官府特许经营的大规模的对外贸易洋行——十三行。瓷器,也因为欧洲的大量需求,成为十三行外销的大宗商品。与此同时,珐琅彩料和配制技术,约于康熙晚期的1720年前后从欧洲传入广州,被欧洲商人要求使用在彩瓷上,由此创造了广彩独特的自有颜料,也就是广彩被称为“洋彩”的成因。

  在景德镇定制成品瓷相当昂贵,长途运输又容易造成破损率高,增加了经营成本。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利润减少的情况下,在雍正初年逐渐停止了在景德镇定制瓷器的做法,直接与广州洋行订货。景德镇绘瓷艺师,虽然熟悉中国的传统绘画技巧,却很难理解欧洲指定的外来纹饰和文字符号,出现偏差和文字串错的现象时有发生。但广州艺师得风气之先,更有随商舶来的洋画师的指导,加上价格相宜,欧洲商舶的大量订单涌来广彩作坊,使源于康熙、盛于雍正和乾隆年间的广彩,达到了顶峰。

  “广彩源于景德镇”,这是稍懂广彩的人都知道的。广彩行内有一个世代相传的关于祖师爷的传说:在清代雍正年间,有江西人杨快和曹钧,作为候补官员来到广州,但因为长期不能上任,为了解决生计问题,他们利用自己本是瓷乡人,熟悉瓷器上彩技艺,从景德镇买入白瓷胎,绘瓷烧制出售,生意兴隆。从此在广州开作坊授徒。这承载了一个史实:广彩是用景德镇的白素瓷胎,由江西传入加彩技艺,在广州加彩烘烧而成,亦即是被称为“借胎加彩”的产品。

  其实,广彩技艺的准确传入时间与最初的传艺人是谁,一直没有发现相关的文献记载。但不少实物证明,广彩在雍正年间的彩绘技术就已十分纯熟精美,并已有自己的艺术特色,初产生的时间不可能是传说中的雍正年间。

  欧洲人对彩瓷的热切需求,直接催热了广彩的外销市场。广州商人在利益的驱动下,逐渐舍弃经销景德镇的高成本粉彩瓷,开始只买素胎,在广州开作坊,请景德镇的“写红佬”(加彩艺人)到广州工作和授徒。从此,景德镇的白瓷胎便源源不断地运到广州。清代时,广州河南三江交汇处的洲头咀码头,就设有名为“公和兴仓”的大仓库,以利储存大量从北江水路运来的胎瓷。

  2

  融合——

  式多奇巧,广彩是中西文化结合的奇特产品。一件1740年的广彩瓷盘,工艺师工笔细描模仿西洋铜版画,艺术已臻极致……

  从康熙至嘉庆年间,广彩被赞誉为“式多奇巧,岁无定样”,每一品种极少重复制作,形制繁多。

  根据乾隆年间到过广州的欧洲人的回忆录和日记描述,当时在广州河南郊外,有不少附属于洋行的瓷器彩绘作坊,每个彩绘作坊大约有八十到一百名工匠,其中有儿童,也有年老而技艺卓绝的匠师,大约每月能收入八至十银元的微薄工资。由此可知,当时的广彩作坊,已经从开始时设于靠近十三行的城西,迁移至珠江河南岸人烟较为稀少的龙导尾、龙田村一带,这也是广彩又有“河南彩”之称的原故。

  为让瓷器更适应欧洲人的日常生活习惯,荷兰商人在明末就已把欧洲餐具做成木模型带到广州,让瓷商转交景德镇仿制瓷胎。荷兰东印度公司在1758年送到广州的瓷器图样,是炭笔素描画的奶壶、可可杯、痰盂的图形。欧洲商人甚至要求在这些日用瓷上,仿绘上他们特意带来中国的各种版画、油画、水彩画、素描画图案,纹饰种类包括徽章、船舶、人物、花卉、动物以及宗教主题等。

  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皇家艺术历史博物馆里,珍藏着一件广彩定制瓷盘,表现当时欧洲商人远东贸易归来的情景。荷兰Middelburg收藏的两件雀鸟瓷盘,约制作于1740年,是复制英国画家绘画制成的铜版画,装饰风格精致、素雅、高贵,是价格甚为高昂的套装定制瓷。约在1765年,广彩艺人还制作过一件描绘英国牛津波塔尼卡尔公园大门的瓷盘,门前站着和山羊一起散步的德国植物学家波巴尔脱。这是荷兰铜版画家伯尔格赫尔斯的作品,由牛津的青年博物学家布莱克带到广州,请广彩工艺师复制到瓷盘上。以上所见,可知当时的“上手”师傅(广彩高级加彩工艺师),以工笔细描模仿西洋铜版画,艺术已臻极致。

  1800年,广彩艺人还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英国瓷器艺术家都不敢接的订单,把宾夕法尼亚州医院的素描画,绘在医院定制的餐具上。从所复制的图纹来看,已经很熟练地掌握了医院建筑和周围景物的透视关系,把物体的质感和空间感都表现得十分精确。

  “行碗”,现称为“皮碗”,也有人以英文音译称为“潘趣碗”。这是因为洋人常要求在碗身画上他们与中国人做买卖的地方——十三行的景色,去满足他们国内消费者的好奇心。这种巨型大碗,有些直径甚至达50多厘米,胎薄釉润,图案繁复精美,是广彩外销瓷中的珍品。闻名欧洲的广彩文物珍品《猎狐纹调酒大碗》,直径达40.4厘米。碗内壁一圈,满画着一幅西洋人猎狐全景图。图中贵族们正策马飞驰,一只跳跃奔跑的狐狸,绘在碗底中间,这是模仿一幅油画而画成的。但是,图中所采用的环形散点透视法,跟中国长卷画的散点透视法是一样的原理,这却是西洋的定点透视技法所难以掌握的。所以有理由认为,碗里美丽完满的图案,是广彩的加彩高手经过对原画构图的再创作而画成的。

  3

  转折——

  嘉道间,欧洲有了陶瓷厂,藏家喜欢仿古瓷;为开辟各洲新市场,广彩“岁无定样”成过去,“堆金织玉”传到今……

  清嘉庆、道光年间,欧洲许多国家已经拥有大型陶瓷厂。如荷兰德尔夫特、德国迈森、英国利物浦等,产品可以满足本土需求。而且,荷兰东印度公司因为多次荷英战争,在1799年底解散,其他各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盈利也急剧减少。1840年鸦片战争,也使中国港口贸易深受影响。同时,欧洲的审美时尚和消费方向已经改变,少量收藏家开始喜欢中国的仿古瓷和传统图案,导致欧洲对广彩的订单大幅下降。至此,成为广彩史的一个转折点。

  广彩耶稣受难图茶具,约1745年,茶盏高4.1厘米,托碟直径11.4厘米。华盛顿与李大学里维斯中心收藏

  为寻求销路,广彩尽量降低成本,降低价格,在花式上创新,开辟美洲和南洋等地新市场,增加仿清初三彩、五彩的传统图案,并参考明清绘画、画谱、绣像、全像小说插图等,创作出 “古彩”类的人物和景物图案。在嘉庆和同治年间,又形成“折色人物”、“长行人物”的规范画法;在“开方”周围的“满地”装饰上,引入锦缎提花的万字锦、人字锦、云纹锦等图案,后又发展为以进口洋金水描绘的“织金”,将中国传统的吉祥喜庆图案,变为固定的图纹花样;把原先碎花的纹样组成固定的完整构图,令之可以百搭使用。如“织金翎毛人物”的花式采用十字开幅,形成四个斗方,加上花果、雀鸟、蝴蝶织金作“地”,中心有一夹金圆圈。如此,开方内的图案可以千变万化,夹金圆开光也可以按要求绘上特定图纹。这样就能闲时做好半成品,赶货时可节约时间,以适应外商的交货时间要求。

  自此,广彩的面貌为之一变,形成许多固定的花式图案,“岁无定样”,已经成为过去,装饰蜕变为构图饱满,密难行针;色彩艳丽,堆金织玉,从十九世纪开始,一直影响至今。

  4

  改良——

  清末民初,广东博物商会提倡“改良工艺”,彩瓷对装饰风格有反叛式突破;“美术实用”的倡导使广州出现众多瓷器绘画室,作品清新秀逸……

  20世纪初的清末年间,受西方先进思想影响的革命者与文人画家,试图在这里找到“实业救国”之路,创办的“广东博物商会”,除秘密集会,还成为提倡“改良工艺”、“美术实用”的实践基地。在黄花岗纪念公园创办者潘达微等革命者主办的《时事画报》上,就曾刊载季郁文撰写的《论振兴工艺改良土货宜提倡美术》一文,高剑父也在他的《论瓷》一文中,提出“知实业必源于美术”,“美术为工业之母”的观点。

  奉“改良”为宗旨,广东博物商会的彩瓷从出品之初,远离传统广彩的风格。取国画的构图和笔法,对原有的装饰风格有反叛式的突破。1909年1月,《时事画报》同人在香港举办美术展览会,彩瓷因打破传统工艺的固有形式而大受欢迎。当时的广州还出现了“芳村化观瓷画室”、“笔花仙馆”、“咏梅别墅”、“碧梧画居”等等新的瓷器绘画室,作品纯是中国画的表现形式,尽显晚清绘画的风格,清新秀逸,格调高雅。但因为已涉及广彩行会的利益,一经行业工会灵思堂发现,即会前往干涉,存在的时间都不会太长。

  20世纪初的这一场工艺改良实践,影响是深远的。从时间看,与后来成为“珠山八友”领军人物的王琦、王大凡等,为改变当时的瓷业沉沦局面而成立的景德镇陶瓷美术研究社是契合的。

  5

  沉浮——

  日本瓷厂把中国瓷业逼上绝路,广彩被迫使用日产瓷胎为原料;“九·一八”后抵制日货,广彩人纷纷逃难到港澳谋生;1956年,市政府恢复广彩生产;“文革”时期,出口生产受到冲击,大量人才流失……

  20世纪的百年间,广彩经历了自诞生以来最艰难曲折的时光,还曾经一度从广州消失,差点变成“港彩”。

  1915年2月,美国举办“太平洋万国巴拿马博览会”,当时的北京政府将此事作为中国走向国际舞台的一件大事,积极筹备参赛展品。利丰洋行的老板冯耀卿把刘群兴的“十二王击球图箭筒”送展,获得优等奖。从而在1915年至二十年代初期,有了几年短暂的兴旺时期。

  高奇峰绘寿星背童纹碟,1911年。广州市文物总店藏

  但同时,中国瓷业已经面临着极大的危机。1894年甲午战争战败后,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日本除了得到辽东半岛、台湾和附属岛屿,得到二万万两白银的“赔偿”以外,更可以在通商口岸任意从事各项工艺制作。日本在中国境内设的瓷厂,逐渐把中国瓷业逼上了绝路。景德镇等瓷区的瓷厂纷纷倒闭,一蹶不振,广彩被迫使用日产瓷胎为原料。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全国各地纷纷号召抵制日货。当时广彩工人把已经制好的产品,集中在河南龙船岗全部打碎,轰动了广州城。但是,因供货短缺全行业出现了停产、停工的现状,广彩工人的生活受到影响。

  1938年,广州沦陷,百业停顿。广彩人纷纷逃难,转到香港和澳门的瓷厂谋生,留下来的只能靠打苦工维持生计。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广彩业在香港遭到重创,所有产业化为乌有,工厂只得遣散工人。广彩艺人的生活陷入绝望的困境,有逃难回乡的,有被迫到日本做苦工的,有被日军拉夫到海南开矿、修铁路从此再没回来的;也有家人散失,甚至无以为生饿死的。抗战前后的十年间,广彩业一再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战后寻找到的技师人数不到战前的十分之一,是广彩史上最黑暗的一个衰落时期。

  1947年,广彩业在停战两年后得以全面发展,一是产品远销欧美的织金彩瓷,亦即洋庄货;二是产品成销港澳、东南亚和省内的日用瓷。从业人数也迅速增至四百多人,可惜好景不长,内战爆发导致物价飞涨,工人在接单时定好的加工价,月尾结算时便已成为废纸。从1948年始,恶劣的经济环境使工厂主亦无法经营,陆续把资金转移到香港,重新建厂,广彩艺人不得不再次离开广州。经营了二百多年的广彩业在广州日渐消失,“港九绘瓷业职业工会”,成为广彩的生产基地。

  50年代初,香港的广彩业由兴旺而竞争激烈,部分广彩人开始回流广州。1955年,广彩赵兰桂堂的赵国垣与原义顺隆瓷庄老板司徒福,写信给广州市政府,建议恢复广彩生产,他们动员滞留香港的35名广彩艺人回穗,共同组建了广州积金彩瓷工艺厂的前身——广彩加工场,1956年8月11日正式投产。至此,广彩重回她的诞生、发展之地——广州。

  20世纪下半叶,广彩经历了两个全盛时期,1956年至1966年,1976年至1986年。也经历了两个低落时期,1966年至1972年的文革时期,出口生产受到冲击;90年代初至21世纪初,工厂受经营体制束缚,工艺设计陈旧,不重视手工精品,大路货泛滥,使生产逐渐萎缩,大量人才流失,令广彩的许多独门绝技已不复再见,广彩业岌岌可危。

  2008年,广彩技艺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广彩人更在近年国内经济不断发展的利好环境下,技艺不断创新,好作品层出,使广彩重新得到爱好者的青睐,逐渐开创了一片兴旺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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